以下影评
来自
一位在
德国
出生/成长
但是
现在
住在
特拉维夫
的
Jew(男）；
此人刚写了一本书:
［Jewish Memory and the Cosmopolitan Order: 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Condition］
有意思的
是
“...But there is one thing I can’t forgive, which gives the film its final conclusion, and that is the completely fabricated scene at the end where she is threatened by the Mossad.
《漢娜．鄂蘭：真理無懼》：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？
(原載於《時代論壇》一三七○期.二○一三年十二月一日)
http://brucelaiyung.blogspot.hk/
為甚麼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？即使幾個極度聰明、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，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麼巨大的人道罪行。參與那些惡行的，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。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經歷過二次大戰，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，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。《漢娜．鄂蘭：真理無懼》這齣傳奇片，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「耶路撒冷大審」前後的事跡為主幹。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，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。
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（Adolf Eichmann）一九六○年被以色列擄走，並舉行公審。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《紐約客》自薦，願意親臨大審現場，撰寫一份歷史紀錄。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：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，只是一個平凡人。甚至可以說，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
它所表现出的，给予人的感觉粗暴而直接。这样一部传记电影，看起来似乎深刻，有人还说“它达到了一个传记电影少有的高度”。然而，我看到的，它只是将汉娜一个极深刻且具代表性的关于“平庸的恶”这个论题拿来包裹整部电影，于是，它看似将电影带入了一种“前所未有的深刻”，但其实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。就像一个画家想要表现美丽的海伦，却只是为她布满华丽的装饰，却无法真正表现出她的美。它为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快感，一种结果，一种光环和成就，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深刻。
电影里，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抽烟的汉娜，甚至是一开始就给了一段长达两分钟的抽烟镜头。
这在日常生活中，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，抽一根烟这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但是当你用一种文学方式，或者是如这种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它，甚至是强化它，这却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解读内容。对于一名女性哲学家来讲，这带有明显的标识，应该避免聚焦于此，而不是强化。
这可以体现什么呢，或者说对于人们理解汉娜有什么帮助呢？只有曲解。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体现一个独立的女性
你也许看过这个电影，但是否有从五色的角度去切入过呢？一起来看看五色派的金翅雀观影后是什么体会！
蓝色精进
做为政治哲学家和大学教授的汉娜·阿伦特，家中藏书甚多，书房的宽大书架上、书桌上全是书，为了腾挪空间，专门和先生一起归类整理。
为了写作以色列审判的报道，阿伦特查阅和学习的材料有几大行李箱，足以装满一整个汽车后备箱。
青年时期师从哲学家[海德格尔]门下，从老师处学习“思考”是什么以及如何思考，并将“思考”这一课题贯穿学术研究的始终。
红色热血
绿色乐活
(芷宁写于2013年11月23日)
作为20世纪最伟大、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、政治理论家之一，汉娜·阿伦特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，美籍德裔犹太人的身份、海德格尔的得意门生、在二战期间的遭遇、哲学理论上的建树等等，都足够让有兴趣一探究竟的人们为其浓墨重彩一番。德国女导演玛格雷特·冯·特洛塔执导的影片《汉娜·阿伦特（Hannah Arendt）》则聚焦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汉娜·阿伦特，着力呈现了一段阿伦特人生的肯綮处——以色列审判纳粹阿道夫·艾克曼时，阿伦特站在思想高度上的字句言论，颇有“惊世骇俗”之效，并由此揭开了“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”，因而，她也成为被谩骂被诅咒的对象。
诚然，汉娜一生遭遇过许多肯綮处，有的事关生死，有的事关名誉，片中所呈现的这一次，更关乎人类的思考度，这种思考触及魂灵，拓宽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，也让世间对“平庸之恶”有了深刻的感知——“在这世界上最极端的恶，其实是无名之辈所犯的，那些没有动机，没经过思考，没有凶狠的性格或者邪恶的念头的人所做之恶
汉娜·阿伦特1951年的研究著作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（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）认为，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，原因部分要归咎于现代生活的分裂化，让人们更易受到政治煽动者的影响。在别的作品中，她创造了“恶之平庸”（the banality of evil）这个短语，来描述个人道德意识的极端缺失。这个术语引来了一些批评，主要原因是，她把这个说法用在了种族灭绝积极分子、犹太大屠杀的组织者阿道夫·艾希曼身上，而他的滔天罪恶可不只是没能负起责任那么简单。但阿伦特仍然坚持她的分析：在她看来
【汉娜·阿伦特】珍妮·麦克蒂尔作品，思想者的疏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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